街角理发店的三色灯又转起来了

那盏灯还在转，红白蓝三色一圈一圈地绕，和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。理发店隔壁以前是个修车铺，门口总停着两三辆等着换轮胎的桑塔纳。师傅躺在滑板车上钻进车底，扳手敲在排气管上，叮叮当当的。我放学路过，总要看一会儿。那时候街上跑的车不多，每辆都认得出来是谁家的。修车铺后来关了门，卷帘门上贴了张白纸，写着“迁至汽配城”。理发店还开着，只是门前的人行道被划成了停车位，白天总塞满车，把三色灯挡得只露出半截。

我对汽车最早的记忆，是父亲那辆墨绿色的北京吉普。冬天早上打不着火，他要拎一壶开水下去，浇在发动机上。我坐在副驾，看他把油门踩到底，钥匙拧得咔咔响，车身一阵哆嗦，才终于轰地一声活过来。那辆车没有空调，夏天开起来像坐在铁皮烤箱里，但父亲很得意，说这车能爬坡，能涉水，哪儿都能去。后来它被一辆白色捷达取代了，捷达又换成了帕萨特。父亲换车的原因一次比一次简单，最早是“吉普太费油”，后来是“捷达空调不行”，再后来只说了句“该换了”。

真正让我对汽车产生兴趣的，是邻居家那台雅马哈摩托。它停在楼道口，蓝色油箱上贴着一道闪电。车主是个跑销售的年轻人，每天早出晚归。有次他让我坐上去，拧了一把油门，排气管发出闷雷似的声音，整栋楼都听得见。后来他换了汽车，一辆银色富康。我问他摩托呢，他说卖了，因为“冬天太冷，客户看见你冻得鼻涕横流，不信任你”。这句话我记了很久。原来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，它还是一个人递给世界的名片，虽然这名片有时候是假的。

考驾照那年，驾校的教练车是清一色的老捷达，方向盘沉得像在搅水泥。教练坐在副驾，手里攥着一根铁棍，看见谁压线就敲一下仪表盘。他说，你们现在学车条件好了，有助力转向，有倒车雷达。我学车那会儿，倒库全凭回头看，脖子拧得跟猫头鹰似的。同车有个五十多岁的阿姨，每次坡道起步都熄火，教练骂她，她也不恼，只是嘿嘿笑，说家里刚买了新车，自动挡的，不用油离配合。教练哼了一声，说自动挡那叫开车吗，那叫坐车。后来我拿到驾照，第一次独自上路，开的是一辆手动挡，在立交桥上熄了三次火，后面的车喇叭按成一片。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教练的话，觉得他说的也许是对的，但也不全对。

如今城市里的车多得像蚂蚁，早晚高峰时，整条路变成一个巨大的停车场。人们坐在铁壳子里，听广播，刷手机，偶尔抬头看一眼前面纹丝不动的尾灯。停车位越来越难找，有人下班后要在小区周围转上二十分钟。我有时会想起那辆绿色吉普，想起父亲浇水化霜的早晨，想起修车铺叮叮当当的扳手声。那时候车少，路宽，开车的人不急，坐车的人也不急。现在什么都快了，车快，路快，连修车都变成了电脑检测，师傅插上OBD接口，屏幕跳出一串故障码，换件就行，不用听发动机的声音去猜毛病。理发店门口的三色灯还在转，只是停下来看它的人越来越少了。